1939年6月24日上午8时，在安徽肥东县青龙场，经过连续三天的大会批斗后，高敬亭被叶挺军长的卫队押至荒野，执行枪决。几声枪响过后，这位威震大别山区，令敌闻风丧胆、鄂豫皖苏区的开创者之一、年仅32岁的新四军高级将领股票型私募，倒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

在我党历史上，从建党、建军到建国的28年间，因受错误路线影响，在肃反、整风等历次内部斗争中，发生过不少冤假错案，致使自己的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被错抓、错押、错杀，高敬亭案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高敬亭被错杀，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阳春三月，我踏上了新县这块充满红色记忆的土地，在瞻仰了许世友故居和墓地后，走进高敬亭故居，缅怀这位革命先烈。

高敬亭故居位于新县城南不远处的新集镇董店村。故居原有三间土坯房和一间厨房，高敬亭投身革命后，地主民团将房屋放火烧毁。高敬亭平反后，县文物部门于1982年对故居进行了复建，列为革命文物保管。2005年又予以整修，扩建并增设了生平事迹陈列室、碑廊、院墙及门楼。

刚下了一场大雨，沟壑道旁绿叶滴翠，山峦群峰乌云低垂，舒卷飘逸，犹如仙境。高敬亭故居前广场上，矗立一尊高敬亭黑色石雕像，底座上刻了“英名永存”四个大字，背面镌刻着他的生平。

故居分为两个院落，砖墙灰瓦，沧桑古朴，正院是故居，侧院是纪念馆。门敞开着，院内无人，空寂无声。我和同行数人走进故居，在布置得有些杂乱、粗糙的一张张老照片，一幅幅图文展板，一件件老家具，和陈列的实物与文献资料前流连，探寻鄂豫皖苏区创建初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和高敬亭充满传奇又令人扼腕的人生。

1907年8月12日，高敬亭出生在我眼前这个贫苦农民的家中，10岁时母亲去世，在家乡上了6年学，因家境困难而辍学种田。大革命后期，董店一带有共产党员活动，高敬亭受到革命思想的启蒙，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中共鄂东特委发动黄麻起义，转战鄂豫边界，高敬亭参加了工农革命军。192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乡、区苏维埃武装委员。1930年5月当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次年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由于他对敌斗争英勇顽强，粗通文墨，工作能力强，在群众中颇有威信，因而受到重用。1930年起，他先后任光山县苏维埃主席、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豫东南道委书记。1931年7月，当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同时仍兼任光山县委书记，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担任光山县委书记期间，他先后领导创建了光山独立团、光山赤卫师和光山游击师，为鄂豫皖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2年10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西走川陕。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两个师，徐海东副军长兼74师师长，军政治部主任高敬亭任75师政委。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9月，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突围开始长征后，程子华受周恩来指派到鄂豫皖省委传达党中央指示，要求红25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向京汉铁路以西实行战略转移，在鄂豫陕边创建根据地。于是，红25军奉命以“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在吴焕先、徐海东率领下，于11月11日从罗山县何家冲誓师出征，撤离鄂豫皖苏区。因军情紧迫、时间仓促，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竟没有来得及通知高敬亭。在主力部队撤走，与上级失去联系，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高敬亭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力撑危局，继续在当地坚持反抗国民党武装的革命斗争。

1935年阴历除夕，高敬亭在皖西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主持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并作出了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将分散于各地的红军残部整合起来，重建红28军，全军共1400余人，高敬亭自任军政治委员；二是发展地方武装，在太湖、潜山、霍山、英山四县交界处，成立四路游击师，创立游击根据地。由此开始，在高敬亭领导下，红28军在边区地方党组织及游击队配合下，转战鄂豫皖边区45个县，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让革命红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

高敬亭对敌斗争经验极为丰富。红25军长征后，国民党近20万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疯狂围剿苏区，曾经的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万户萧疏，风声鹤唳。面对强大的敌人，靠一支由伤残军人、零星散兵和地方武装临时拼凑起来的部队与敌硬拼，显然是以卵击石。高敬亭探索并制定了“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伤亡小则打、缴获多则打”，反之则不打的“四打四不打”原则；总结出敌上山、我下山，化装奇袭、杀回马枪、分兵合击、避强击弱等一整套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在鄂豫皖边区组建起百余个便衣队，做到“主力红军与便衣队结合，山区作战与平原作战结合，内线与外线结合”，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围剿，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智慧和顽强的革命意志，周恩来称他为“大别山游击专家”。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与敌战斗数百次，其中典型战例67次，歼敌7. 5万人，牵制敌正规军68个团约17万人，自身则在战斗中得到发展，最多时主力部队达3100余人。气得蒋介石撤去了“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的职务，并以10万高价悬赏高敬亭人头。到1937年，在边区22个县建立起游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长征。在南方8省14个游击区中，红28军是唯一保留军、师建制的红军队伍，其战史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

高敬亭不仅是一位游击专家，也是一位卓越的抗战将领。西安事变后，中共逼蒋抗日的策略取得成功，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1937年7月，高敬亭率部突围到岳西南田村，从中共鄂皖区负责人何耀榜处得到中共中央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精神的文件，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看到中央指示。认真研读后，他领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于是主动致函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建议双方派代表商谈联合抗日事宜。谈判桌上，高敬亭坚持“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坚持党性，灵活机智。谈判协议达成后，高敬亭于7月28日化名李守义，以红28军政治部主任身份，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李刚夫分别在协议上签字。“岳西谈判”比国共两党达成的合作抗日协议早了半个月，是南方8省游击队中最早、最成功的一次国共两军谈判。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叶挺任军长。奉党中央、中央军委命令，1938年初，红28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新四军初建时，一、二、三支队司令分别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各支队均辖两个团。高敬亭的第四支队人数最多、实力最雄厚，兵力占新四军的三分之一强。

1938年3月8日，高敬亭奉军部命令，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东进抗日，于4月底抵达抗日前线。部队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县开展游击战争，支队领导机关设在舒城的东蒋冲、西蒋冲。5月16日，高部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自己无一伤亡，打响了新四军挺进敌后抗战第一枪。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1938年下半年，为保卫大武汉，扰敌后方运输线，四支队又在合肥、桐城一带取得大关、小关、范家岗、椿树岗、棋盘岭等战斗的胜利，威震江北。在棋牌岭伏击战中，我军以伤亡各1人的代价，击毙敌人70余人，击毁军车50余辆。据统计，自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歼灭日军500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了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在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区创建了抗日根据地，提振了皖中军民的抗战信心。这一时期，青壮年踊跃参军，部队很快发展到8000多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

在四支队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同时，因战略发展方向及兵力使用上的分歧，及个人性格弱点等自身原因，高敬亭与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矛盾逐渐加深，最终酿成悲剧。

第四支队从大别山东进，投入抗日战场并连战皆捷时，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可他的建议，与王明及受右倾错误影响的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发生了矛盾。当时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不仅主动撤出根据地，还派大批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甚至提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在长江局会议上，王明、项英斥责高敬亭“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刚正不阿的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高非常不满。

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高敬亭领导的第四支队陷入了桂系部队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此时，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在皖东和淮北创建抗日根据地。但是，高敬亭却坚持认为，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要地，绝不能轻易放弃。更何况第四支队土生土长于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才能站稳脚跟。因此，在四支队东进问题上，高敬亭与军部领导发生了严重冲突。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以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的指示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高敬亭才率四支队队部于1939年3月底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他又因病返回东、西蒋冲，并带回了手枪连和特务连。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抵江北。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叶挺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等地，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高敬亭却不听指挥，竟然按兵不动。叶挺遂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高部第7团、第9团东进至合肥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才勉强率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叶挺亲赴四支队主持召开支队干部会议，重申中央东进命令。四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也举手表示同意。但部队开始行动时，他又擅自写信命令7团、9团停止东进。

高敬亭性格耿直，在治军打仗上很有主见，且战功卓著，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这种自身性格弱点导致他得罪、伤害过不少自己的同志，包括上级。在三年游击战时，高敬亭是鄂豫皖边区我党最高领导人，虽然对敌斗争坚决，但执行“左”的路线也很坚决。他曾以肃反为名，错杀了数百人，其中不少是我党和红军的优秀干部，积怨甚众。同时他又拥兵自重，排斥中央派到四支队工作的干部。1937年8月起，中共中央先后从延安、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郑位三、肖望东、张体学、戴季英等几批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中央这样做，原本是希望加强党的领导，协调高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但事与愿违，这反而导致了高敬亭与这些干部中的个别人矛盾激化。当时的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就曾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处理高的问题；被高排斥的邓子恢、戴季英也多次向延安反映高专断独行。就连红28军手枪团团长詹化雨等曾被高重用提拔的干部，在批高时也带头揭发高的问题。

叶挺是北伐名将，在国共两党均有较高威望。高敬亭屡次违抗军令，挑战了叶挺的权威和底线。恰在此时，四支队第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攻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至桂系军队。杨、曹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他们的突然叛逃引起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普遍不满。叶挺随即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杨、曹的私逃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斗争”中，揭发出了高敬亭的一些问题，反扬、曹变成了“反高敬亭斗争”。

在新四军内部，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不是秘密，但在处理高敬亭的问题上，俩人却是一致的。叶挺自南昌起义后脱党，一直未重新入党，在党指挥枪的中共军队内，不是党员的叶挺，虽有一军之长之名，而无决策拍板之实，新四军实际上的决策者是军党委书记、政委、副军长项英。因在与项英相处中权威不被尊重，叶挺曾于1938年10月、1939年8月两度负气出走，离开新四军军部。高敬亭事件发生在新四军建军不久，军政一把手矛盾凸显的非常时期，高敬亭屡次抗命不遵，不执行中央东进战略，直接把自己置于军政两位首长都要惩处的不利地位。为此，项英于1939年3月2日、3月14日、4月21日、5月11日连续向延安发电，反映高不执行中央路线、对抗中央在武汉的领袖（王明）；排挤中央派来的干部；不服从军部命令；纵容部下投敌等问题，要求从严惩处。6月20日，项英又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项英要杀高敬亭的电报，半信半疑。卫立煌的17万正规军打了三年，都抓不到的这个高敬亭，共产党竟自己送上门来？真是不可思议！当蒋通过情报部门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高又不服从叶挺军令的内情后，便明白这是中共的内讧，非常高兴，当即让白崇禧给项英、叶挺回电：“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叶挺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电令来到青龙场褚老圩，让张云逸、邓子恢传高来见并逮捕。高敬亭听说“军长召见”，便从舒城驻地赶来，一进门，就被叶挺的卫士缴械、关押起来。于是，发生了本文开头所述的一幕。

高敬亭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结局，没想到军部领导会关押他，斗争他，更没想到会枪毙他。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东进”则是错误的。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在被宣布枪决后，高敬亭坦然地说：“共产党人对死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但必须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然后，他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叶挺庄重地还了军礼，感慨地说：“你是一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闻言泪下，昂着头走向刑场。

高敬亭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高级干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没有高敬亭，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史就得重写。他虽然犯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毕竟功大于过，他的错误主要是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是革命队伍的内部问题。在对高敬亭的处理上，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在没有等到中央明确指示的情况下，就依据蒋介石的指令，对高处以极刑，显然是草率的、错误的！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得知中央“对高采取过渡办法”的指示后，叶挺连说：“迟了！迟了！”在军部一次讨论高敬亭问题的会议上，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严肃检讨了自己的责任，诚恳地表示悔恨。但错已铸成，悔之晚矣！

高敬亭罹难后，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又对四支队进行了整顿，在“肃清高敬亭余毒”中，处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了部分干部的恐慌。当时，第四支队一片混乱，有些指战员甚至被迫离队，局面差点失去控制。后来，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

高敬亭去世后，他的妻儿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1975年11月10日，已经长大成人的高敬亭之女高凤英大胆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央澄清父亲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12月14日，病中的毛泽东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请军委讨论一次。我意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根据毛泽东生前指示，经中央军委有关部门核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1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宣布对高敬亭给予平反，恢复名誉。1983年10月，民政部追认高敬亭同志为革命烈士。

在高敬亭故居的连廊和院内，镶嵌和竖立着数十块碑刻，均为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纪念高敬亭的题词。其中一些是当年与高敬亭一起战斗的战友所题写，如方毅副总理、万海峰上将、林维先中将等。我在这些碑刻前伫立观看，脑中不时闪过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高敬亭率领手下将士，呐喊着冲向敌阵的英姿。

走出高敬亭故居，我的心情是沉重的。处决高敬亭这样的高级干部，竟然由新四军军部上报蒋介石批准，这本身就极不正常！这是一起国共两党敌我斗争、中共党内路线斗争、新四军内部各种矛盾以及高自身性格缺陷等相互交织、相互作用下而发生的错案。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艰辛与曲折。今天，我在高敬亭故居解读高敬亭案发生的经过与背景，仍能感受到当年形势的错综复杂、战争的异常残酷及党内斗争的血雨腥风。

群山苍茫，乌云遮掩的天空又洒下一阵细雨，雨线飘在脸上，泛出丝丝凉意。我在高敬亭像前肃立，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股票型私募，表达对这位含冤而死的革命先烈的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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